移民大量涌入之后，風俗有差異，利益多沖突，勢必會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。而且移民之中不排除有一些游手好閑、不務正業(yè)之徒，危害性更大。據《解樹庵碑志》記載：“(公)鎮(zhèn)邑望族也……生有異稟，好義俠……同胞昆玉中惟功德威并著，陽山湖北諸梗頑無桀傲之行者，賴公之賜。”“陽山湖北諸梗頑”，就是指來自湖北的無良移民。這些人需要當地的望族中有威嚴者出面彈壓，方肯收斂，肯定給當地居民帶來了不少的困擾。正因為如此，當地居民和移民的沖突有時候需要合約來化解。如《黃龍峽禁碑》載：“蓋紅山西洞系五方集處之人，人心非古。有恃強凌弱、捏詞誣控；窩藏匪類，善懦無不受害。是以合溝首眾人等，齊集議立禁約，刊碑謹戒，以免后患。自立禁后，本境居民不許私匿面生可疑之輩，結交偷竊、游手好閑、酗酒打降、誣告賴騙。……飭盟之后，言歸于好。各宜同心合意，不得公報私仇，勾引外人訛詐。如有不遵守此禁，鄉(xiāng)約、客首、鄉(xiāng)紳齊心稟呈，經公處究，抑強扶弱，善良得便。”后署“鄉(xiāng)約黃首魁”和“客首鄔紹富”。從內容來看，這是當地居民和移民在發(fā)生沖突之后，有雙方的頭面人物商定禁約，其中“本境居民不許私匿面生可疑之輩”和“不得公報私仇，勾引外人訛詐”數句，便是針對移民而言的。

　　對于一個交通閉塞、人口稀少的地區(qū)而言，移民對它發(fā)展會起到決定性的作用。但是，這些地區(qū)對移民的容納，從數量上來說也是有限的。清乾隆年間，全國的人口突破3億大關，達到了農耕社會所能承受的極限，而日益腐化的統(tǒng)治者卻更加瘋狂地兼并土地，致使農民紛紛破產，流離失所，很多人找不到立足之地，便成為流民。嘉慶元年，川、陜、鄂、豫邊界的流民，在白蓮教的組織下，爆發(fā)了大規(guī)模的農民起義。商洛雖然不是起義的中心地帶，但也深受其害。如《雙寨摩巖》載：“今值皇清嘉慶元年，群賊擾亂數載，來如蜂擁，傷妻殺母，痛恨莫堪。老弱撰乎溝壑，少者離散四方，生靈涂炭，最苦難當。”又如《生龍寨碑記》載：“至嘉慶二年三月初六，豫匪被大兵追急，擾及境內。”可見當時商洛受這次起義的影響是相當大的。正是因為這場戰(zhàn)爭，加上之后太平天國起義的波及，使移民商洛的人口急劇減少，并且在整個晚清時期都沒有能夠恢復，乾隆時期的移民盛況，遂成歷史絕響。

　　通過上面的描述，我們可以了解到，作為第一手資料，碑刻文獻對于商洛移民史研究有著非常高的價值。當然，相關的搜集工作，也有待加強。記得去年商洛學院中文系召開商洛文化研究座談會，筆者曾提及家譜對商洛移民和方言研究的重要性。其實，如果我們能夠搜集到比較齊全的商洛碑刻文獻和家譜，加上實地調查，商洛移民史將是商洛文化研究的一個大有可為的分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