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23日，河南省洛陽市洛龍區(qū)人民法院審結“追趕小偷致死案”。本是見義勇為幫同事追趕小偷的曹天，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，緩刑三年執(zhí)行。

　　見義勇為者其實是游走在守法與違法的邊緣，一不小心逾越了法律的紅線，就有可能從社會倡導的見義勇為演變成了違法犯罪。歹徒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地施展暴力手段，而奉公守法的公民在見義勇為時反而被法律束縛了手腳，自然會處于劣勢地位。如此一來，公民不僅有可能害怕歹徒的瘋狂報復，而且也可能懾于法律的威嚴，而怯于見義勇為。

　　我們當然不能為了鼓勵見義勇為而授予普通公民以適度使用暴力的“警察權”。人人都行使“警察權”，遍地都是“警察”，人人都能夠以“見義勇為”之名對他人施加暴力手段，這實在是一個不可想象的現(xiàn)象。

　　然而，鼓勵公民見義勇為，弘揚社會正氣，也是應有的題中之義。一邊是公民見義勇為的壯舉，一邊是路人冷眼相對作壁上觀，如此強烈的反差足以刺痛公眾的神經(jīng)。面對歹徒施暴，市民不是見義勇為，而是冷眼相向，我們應該從中尋找市民冷漠的深層次原因；我們在從道義和精神上鼓勵市民見義勇為的同時，更應該從機制上對公民的見義勇為提供力量上的支持。在法理失衡的情況下，一味鼓勵公民見義勇為，似乎有陷人于“違法”之嫌；一味指責公眾不去見義勇為而是充當麻木的“看客”，似乎也失之公允。

　　從法理層面上來說，對公民在見義勇為時使用暴力作出必要的限制，自然應該。可是，為了求得法理平衡，對于歹徒對見義勇為者進行報復的行為，就應該加強懲罰力度。至少應該在司法審理實踐中，對歹徒傷害見義勇為者的行為，加大懲罰力度。

　　如果對公眾見義勇為的行為，不能從法理層面上予以有力支持，而僅僅是在輿論道德層面上進行“鼓噪”，完全與現(xiàn)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馳，其實是在鼓勵公眾進行“冒險盲動”。